从小，我们就被教育到华夏文明有着五千年的悠久历史。这个长达五千年的时间跨度，在世界历史上也极为罕见。然而，当我们与外国人交流时天盈资本配资，他们往往对中国历史的长度表示怀疑。在西方的普遍看法中，三千年的历史更为常见。究其原因，西方的历史学者认为，中国商朝之前的那一千多年的历史并没有确凿的证据来证实其存在，因此不能算作历史的一部分。而这段被质疑的历史正是夏朝。
历史的传承往往是有序的。如果我们从“没有证据就无法证明存在”的角度来看，那么商代之前的“龙山文化”和商朝之间，确实形成了一段超过千年的历史空白期。这种基于所谓科学的“论断”显然难以服众，因为我们无法因缺乏证据就断言曾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从未存在过，这种看法显得过于武断。幸运的是，虽然夏朝的存在没有在甲骨文中得到明确记载，考古学家却通过对周朝文物的研究，找到了夏朝存在的证据。
历史是循序渐进的。根据史书的记载，夏朝是建立在尧、舜、禹时期的龙山文化基础之上的，而它的灭亡发生在商朝的崛起之前。按照常规的历史发展规律，前朝的历史迹象通常能在后代的遗物中找到踪迹。然而，商代的遗物保存得并不完好，且数量稀少，无法提供足够的证据证明夏朝的存在。更为重要的是，作为商朝的代表性文字——甲骨文中，根本没有涉及夏朝的内容。
展开剩余77%现代学者认为天盈资本配资，甲骨文中没有提及夏朝，其实是可以理解的。作为一个新兴的朝代，商朝自然会有意抹去前朝的痕迹，尽力削弱夏朝的影响。并且，夏朝作为一个原始的社会，根本没有自己的文字系统，这也使得夏朝的遗存无法长久保存。因此，缺乏确凿证据来证明夏朝的存在，实际上并不意外。然而，这样的学术困境并未阻止科学家的努力，恰恰相反，一个偶然的发现为历史研究打开了新思路。
在考古学家的努力下，西周时期的文物中发现了与夏朝相关的证据。西周出土的“遂公盨”青铜器铭文，详细记载了大禹治水的历史，间接证明了禹作为夏朝的第一任帝王，成功建立了夏朝。这个发现引起了学者们的极大关注，因为它揭示了为何夏朝的历史会出现在距其灭亡已有数百年的西周文物中。
按理说，西周与商朝关系密切，它应该和商朝一样，抹去前朝的历史痕迹，但西周却并未如此。相反，它不仅保留了商朝的历史记载，甚至还保存了有关夏朝的相关内容。那么，西周为何要这样做呢？这并非单纯为了历史的完整性，而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巧妙地利用历史为政治服务。
西周推翻商朝的过程本质上是一次“乱臣贼子”的反叛，按照传统的观念，前朝的王族和百姓难免会对西周的行为产生异议。为了争取合法性，西周必须找到一种方式，证明自己推翻商朝的正义性。因此，西周将商朝覆灭的夏朝描绘成一个光辉灿烂的王朝天盈资本配资，并试图通过复兴夏朝的名义，来为自己的崛起正名。
西周的历史记载中，夸大了夏朝的伟大，特别是在大禹治水的事迹上花费了大量笔墨；同时，它也大力渲染商朝的暴虐，尤其是对最后一任帝王纣王的描写，突显了他的暴政和奢靡生活，如酒池肉林、炮烙蛇池等。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西周的政治策略中，必须将前朝描绘成邪恶的，才有理由推翻它。这是一个政治上的惯用手法，为了证明其邪恶，西周甚至将被商朝灭掉的夏朝美化为伟大的王朝。
然而，仅仅抨击商朝并美化夏朝并不足以完全证明西周的正当性。就像刘备曾宣称要匡扶汉室，尽管他的行动基于大义，但单凭这个名号无法赢得人们的信任。因此，西周在表扬夏朝的同时，还必须通过一些直接证据来证明自己与夏朝的联系。此时，陶寺遗址的发现为这一说法提供了新的线索。
陶寺遗址的考古发掘显示，这座城市的历史可能可以追溯到4000多年前的尧舜时期。而且，考古学家发现，陶寺的遗址曾是都城，直至公元1900年左右才被外族入侵摧毁。遗址中的墓葬被严重破坏，许多殉葬品也遭到破坏，尸体上甚至有遭受折磨的痕迹。最重要的是，考古学家在遗址中发现的文物表明，外族中有一支名为“姬”的族群，而这个姓氏正是西周先祖“西伯侯”姬昌的家族。据此推测，当时的姬姓族群可能参与了推翻尧舜的统治，继而建立了夏朝。因此，姬姓的历史背景与西周推翻商朝的过程也许存在某种联系。
关于西周推翻商朝并借助复兴夏朝的历史假设，虽然无法通过确凿的证据来证明，但这种说法依然具有一定的历史依据。无论西周是否真的以复仇为名义推翻商朝，抑或是单纯地利用复仇的名号来巩固自己的统治，西周的历史书写无疑为它的政治利益服务。这一历史策略尽管在当时未能被完全揭示，但它的影响却流传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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